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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2006-07-03 15:56  

——丁学良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讲演(节选) 2005年8月31日来源:文汇报

   过去一千年,是今天的大学从产生、转型到发展的完整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哪一个区域有一所世界著名大学,这所大学几乎就是这个区域兴旺发达的明确无误的标记。要想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众多的大学,还必须有伟大的大学。“伟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气质而言,即是要挑战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本国,而又面向全球;传承过去,而又超越过去;把握未来,而又脚踏实地。     

    如何兴办世界一流大学,如何衡量大学的素质,我对这个问题比较系统的关注开始于1980年代的前半期。那时候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我的认识,还受益于过去这些年我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几个研究型大学中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对它们的教学研究活动、体制细节、程序合理与否、社会大环境等方面所进行的细心观察。

    一、关于大学的理念

    从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到服务机构,有关大学的理念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世界上多数伟大的文明里,很早就有了高等教育机构。古希腊有柏拉图执教的“学院”。中国有“太学”、“国子监”等,后来还有“四大书院”。这些机构都不是今天“大学”的直接来源。今天的大学来源于中世纪末。公元11世纪,“大学”最亲近的祖先在意大利中部的Bologna出现。今天,Bologna大学还在那儿开着呢,有将近六万学生,国际上有影响的高等教育会议时不时在那儿举行,就是大家对这位“爷爷大学”高度敬意的表示。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大学”在法国和英国先后出现,然后逐步传播到西班牙、葡萄牙、德国、中欧以及美国等地。

    从大学在近代初期一出现直到今天,关于大学理念,没有停止过探讨和争论,其间的演变,至少经历了三个比较大的阶段。

    “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在现代化刚刚起步时,西方对此问题回应的主导思想是:“大学应该是一个教化的机构,目的是培养颇有学问的青年绅士。”

    到工业革命全盛期,大学的理念有了相应变化。当时,德国伟大教育家洪堡强有力地争辩说,现代社会里大学的功能不仅仅是从事教育,它还必须从事研究。根据他的理念于1810年建立的柏林洪堡大学宣称,它是“所有现代大学之母”。当年,蔡元培先生就是带着这样的理念回到中国。当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他同时也是中国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这就深受洪堡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市场经济、工业社会、国家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第三种大学的理念就提出来了。它指出,大学不单是教育、研究机构,还是服务机构,要为即将在非常复杂的行业和部门就业的人员,提供系统训练,为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公共部门等领域提供智力支持。美国是这种理念兴起的主要地方。不过当时也有对这种观念和做法提出反对意见的,就连哈佛商学院的创建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这里插一句,欧洲越古老的大学,对开办专业学院越不热中,像牛津和剑桥,直到20世纪后期才开办商学院。牛津大学2000年创建沙依德商学院,许多教员对新学院很瞧不起,认为商业管理与牛津学术传统匹配不上。校方花了很多功夫,才平息了“造反”。商学院成立不到四年,就引来不少捐款,设立多个教席。不过,牛津校方至今还是不敢走得太快,他们虽然也开办了“大学发展办公室”,专职募捐,但是却把办公室塞进一条狭窄小街,旁边是卖烤羊肉串的小饭馆,真是难为了它!

    当大学迅速扩张时,自己就发生分层了。绝大多数大学,可能一开始都想同时发挥三个功能。但是,只有很少的大学具有这样的资源和机会。在这一背景下,大学开始划分类型了。其中最惹人关注的,就是把知识创新、观念创新当作最根本的目标来追求。这类大学一般被称为“研究型大学”,它们在高等院校里的相对比例越来越少,虽然它们的绝对数目在缓慢增长。

    二、评鉴研究型大学的一般标准

    从师资、生源、课程,到硬件设施、财源乃至综合声誉,评鉴大学的标准是多元的、不断发展的。当今世界几个高教发达国家对研究型大学使用的衡量标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九条。

    1、教员整体素质

    教员整体素质由一些技术性指标和一些比较抽象、但仍然是可以把握的指标组成。硬的技术性指标,主要指一所大学里所有教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比例越高越好。这个指标从1960年代以来显得越来越重要,博士学位成了在大学任教的入门证。

    还有更复杂的指标来衡量大学教员素质。首先是学术研究成果,与此相关的是在学术界和文化界获得的奖励和承认,然后是教学表现。即使是非常出色的教师,“教书”只是工作的三分之一,如果研究方面的表现不够出色,就不能在研究型大学里呆下去。

    一个大学什么都可以失去,但不能失去一流教员,因为教员是大学的灵魂。国外比较像样的大学的正式推介资料里,比如说校史、手册、招生材料、网站等,最显要位置是给予该大学有名望的教授的。

    2、学生的素质

    学生的素质,生源的优劣,对大学来说当然非常重要。在西方,好的研究型大学也通过考试来招生,但考试在总的评价标准里所占分量远不是决定性的。他们更看重学生潜在的素质,看重学生将来能够成为知识创新者的那些蛛丝马迹,看有没有多方面的才艺。还有两项因素越来越重要:一是有没有社区服务的经历,比如说帮助穷人、帮助老人、环保运动等,是否到非常贫困甚至危险的第三世界做过义工,因为这表明了年轻人对社会的承诺;二是有没有领导和组织能力,这对学生以后在社会上的成功关系很大。

    3、常规课程的丰富程度

    常规科目的丰富多彩,给教员的研究和学生的培养创造了广阔知识架构,同时也给知识创新提供了开放的可能性。在课程的内容中,应该包括学科的最新进展。一个大学能不能提供丰富多彩的课目,不仅要看开出的课目数量,还要看教员有没有做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如果没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那么即使开一百门课,在位于学术前沿的学者眼里,也是没有很多实质意义的。国外大学经常把课程表、上课的详细纲要送到校外去评估。如果你在上面没有列出相关学科过去十年、五年别人最重要的、发表出来的研究成果,一下子就露馅了,那就说明你这个大学教师是个混混。

    4、通过公开竞争获得的研究基金

    研究基金的多少肯定牵扯到钱,但它不是一般的钱的问题。在知识创新的大环境里,一所大学通过大范围、公开、高水平的竞争得来的研究基金多少,体现了这所大学的教员在各个学科方面在世界上大概处于什么位置。研究基金多,不仅仅意味着钱多,更表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些重大项目的很大一部分,由你这所大学的教员参与。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长时段的无形资产。

    5、师生比例

    假如一所大学里有教员一百人,学生一千至两千个人,这样的比例在正常范围内。假如师生比例达到一比五百,那就很难让每个学生得到适当指导。师生比例一比一,虽然对学生的指导关照无微不至,但成本太高。所以任何一所好的大学,在配额师生比例时,都得在教育素质和教育成本间寻求平衡。

    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如牛津、剑桥,有一类教员叫tutor,他们上的课叫tutorial,很像中国传统的私塾,一位大学教师只指导两三个学生,体现了学生能够受到直接辅导的古典教育传统。这样的教育,资源不足的大学开销不起。

    6、各项硬件设备的量和质

    大学的各种硬件设备,是指图书馆、实验室、电脑系统,以及学生宿舍、医疗室、饭厅、体育场地等等的建筑面积。衡量大学的硬件设备时,要作两项严格的区分:把花在学习和研究设备上的钱,与花在生活设施上的钱分开;把花在图书馆、实验室、电脑系统“里面”的钱(也就是买书买设备),与花在它们“外面”的钱(也就是楼房建筑)分开。

    7、大学的财源

    一个大学越有钱,它越有条件办得更好,除非它缺乏合适的内部和外部的制度环境。在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资金来源除政府拨款外,民间和校友的捐款还占了相当大比例;对于私立大学,这个比例更会高到50%以上。但是大学吸收捐款要有一套法律和道德规范。一个大学的财源,往往并不是想接受多少就拿来多少;许多著名大学面临有很多钱该不该要的问题。对著名学府而言,常常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比如说声誉)之间会发生严重的冲突。著名大学的财政,不光指会找钱(因为主动上门给钱的人很多),更重要的,它牵涉到找钱和接受钱的原则和程序。

    8、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和声誉

    大学既然是知识创新、知识传播机构,那么毫无疑问,即使有再好的教授、再多的钱,最后也要看它们的产品,看毕业生在社会上的成就。衡量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并不仅仅是看多少人做了大官,挣了大钱,更重要的是看多少人在各行各业里处于创新前沿,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对人类的观念和知识的创新、对社会的制度创新起到先导作用的毕业生。

    一所大学的历届毕业生会成为学校和社会乃至全球之间联系的动力和网络。一些古老的大学对自己的毕业生有不断的关怀,很令人感动。比如,你只要在哈佛大学获得过一个正式学位,那么终你一生,你永远都具有两个权利:你可以选举“哈佛大学董事会”成员,它一共有30个成员,是大学的最高监事机构;你还可以选举“哈佛大学校友会”的领导机构。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你给学校留过一个地址,学校每年都会把选票及时送给你。

    9、学校综合声誉

    对于一所研究型大学来讲,学校的综合声誉至少包括两种衡量指标。第一是让其他研究型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资深教授在匿名情况下,对它的对口系科、学院、学校整体进行评价;这是“内行看门道”的评价。第二是用人单位的评价。比如,评价一个大学的法学院办得怎样,它的课目如何,毕业生的素质、能力如何,要去问这个国家的法院法官,和最主要的法律公司的资深律师。对于工商管理学院,要问大公司、银行等工商企业的资深管理人员。

    三、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

    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流大学的智力支持,这样的国家就只能在世界分工体系里处于下等或者至多是中下等的位置,别人要欺负或暗耍你,都不怎么难。

    University(大学)的词根是universus,是“普遍”、“整个”、“世界”、“宇宙”的意思。大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其精神气质就是一种“普遍主义”。前面提到的公元1100年左右,在意大利中部Bologna出现的现代大学的“爷爷”,当时它的教授和学生都不是来自一个国家,教学的内容也不限于一国的事务。世界上最古老大学间的关系,同样体现出普遍主义的精神。剑桥大学是怎么来的?是13世纪牛津的教师和学生对牛津不满,跑到剑桥办了个大学跟牛津竞争。哈佛又是怎样成立的?是一帮剑桥毕业生,对旧大陆不满,跑到新世界开办的。出于对母校的敬重,他们把哈佛大学所在地叫Cambridge,即剑桥。耶鲁大学则是一帮哈佛大学的人不满哈佛才开办的。一流大学的普遍主义精神体现在普天之下都是我的领地、世界人才为我所用的气质之中。

    普遍主义的取向在当今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变得更加重要。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在大尺度上去跟天下的好大学竞争,否则,你就很快会从快车道退到慢车道,然后从慢车道滑下去,滑下去以后想再上来就难了。在全球化时代,产业、公司、雇员、政府效率、国家体制等方面的竞争,都越来越变成跨国的竞争。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流大学的智力支持,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观念、知识、信息、人才,这样的国家就只能在世界分工体系里处于下等或者至多是中下等的位置,别人要欺负或暗耍你,都不怎么难。

    四、大学兴衰和大国兴衰

    在21世纪,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如果不拥有世界水平的大学,那么它就永远只能充当国际分工的小配角,拣人家的残余,当“大脑国家”的“手脚”。要看21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不看别的,就看谁拥有更多世界水平的大学。

    过去一千年,是今天的大学从产生、转型到发展的完整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哪一个区域有一所世界著名大学,这所大学几乎就是这个区域兴旺发达的明确无误的标记。

    11至12世纪,现代大学的前身在意大利半岛出现,意大利随后就是文艺复兴的基地,最早的城邦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地便是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当近代大学在英国兴起时,英国很快就成为全球领导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位于大巴黎的那一串名校,为拿破仑的武功文治、革命大业、帝国辉煌提供了思想、技术、艺术的支持。当19世纪研究型大学的观念从德国前发的时候,德国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创造了典型的美国高教体系,世界也就进入了所谓“美国世纪”。

    大学兴起带来国家昌盛,不仅仅是西方现象,也是世界现象。在亚洲,日本的东京大学是明治维新的产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是白人种族社会之外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北京大学也是维新变法的产物,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使中国迈进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要想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众多的大学。这里的大国不一定指疆域辽阔——“大国”在英语里不是“a big country”,乃是“a great power”,是指在经济规模、创造的物质财富、全球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对全球都有重要意义。而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有众多大学还不够,还必须有伟大的大学,至少要有一两所。“伟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气质而言,即是要挑战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本国,而又面向全球;传承过去,而又超越过去;把握未来,而又脚踏实地。

    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说: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沾沾自喜,因为国际上很多人都在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根据在哪里。在我看来,要想使21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必须要有几十所世界级的大学。

    我基本上同意他的判断,因为中国人口占了全世界的近四分之一,假如不能建成几所乃至十多所世界水平的大学,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就是一句美丽的空话,这样美丽的梦咱们中国人一个世纪来已经做过许多回了。

    一个国家的实力有两方面,一种是“硬力量”,包括生产力以及看得见的技术应用;另一种是“软力量”。进入21世纪,软力量显得尤其重要,大学更加成为软力量的发源地,诸如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新组织形式、新制度结构,都属于软力量,它们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政治、法律、文化上。

    我的简短结论是:在21世纪这个全球化的纪元,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如果不拥有世界水平的大学,那么它就永远只能充当国际分工的小配角,拣人家的残余,当“大脑国家”的“手脚”。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想加一句,愚昧也是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机构、一所大学,它越是对外封闭,愚昧就越容易占上风,愚昧也就越有力量;它越是对外开放,知识就越容易占上风,知识也就越有力量。21世纪的中国,当然不能再付出1960-1970年代那种愚昧就是力量的成本。要看21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不看别的,就看谁拥有更多世界水平的大学。

    

    讲演者小传

    丁学良 :出生于皖南农村。在国内断断续续受过不完整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1984年获匹兹堡大学“校长奖学金”赴美国留学,1985年入哈佛大学攻读,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在环太平洋地区从事比较现代化方面的研究和教学。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通讯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全球化、大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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